在四野的战史上，围困长春战役无疑是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战斗。
这场战役发生在辽沈战役之前，围绕长春的围困战备受争议。其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几个方面：
首先，尽管东野拥有近百万的兵力，其中正规军75万和地方部队20多万，但卫立煌指挥的东北剿总同样有55万的军队；
其次，尽管东野成功解放了四平，但在面对10万守军的大城市时，他们还没有任何类似的攻坚战经验；
第三，东北战场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收官，林总心中仍然没有明确的战术规划；
展开剩余82%第四，长春的围困持续了五个月之久，而战术上这一策略是否合适也备受质疑；
最后，长春守敌的策略最终导致了曾泽生领导的60军发生起义。
作为当时唯一占优的战略区，东北为何林总未能果断强攻长春呢？
1948年3月，东野成功解放四平，东北解放的城市数量已经达到二十多座。至此，卫立煌指挥的东北剿总55万大军已被压缩至长春、沈阳、锦州等几个大城市。与此同时，东野的正规军兵力达到75万，地方部队约20万，总兵力接近百万，已经形成了对卫立煌的压倒性优势。
东野的力量不仅仅体现在兵力的规模上，还包括12个主力纵队、1个炮纵、1个铁道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。这些部队经过“诉苦”和“减租减息”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，不仅军力大增，而且士气和战斗力也焕然一新。相比之下，卫立煌的55万大军则被分散到几个孤立的点和线，显得捉襟见肘。
然而，尽管东野在兵力上占优，面对如此庞大的敌军，他们却没有像往常那样选择立即进攻。在东野的背后，卫立煌和廖耀湘的30万大军紧缩在沈阳周边，而郑洞国的10万大军则驻守在长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卫立煌命令郑洞国抵达长春，但郑洞国死活不愿移动，最终通过南京的命令才迫使其进驻长春。这种将领之间的分歧，直接影响了整体战局。
而在作战上，东野没有像过去那样选择直接攻打大城市，毕竟此前他们没有大规模攻坚守军10万人以上城市的先例。在此之前，东野曾经进行过四平的攻坚战，但尽管敌军人数不到2万，东野部队也付出了近5000人的伤亡，这令林总产生了心理上的顾虑。
1948年9月，东野在济南战役中首次面对10万守敌，许世友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经过8天7夜的激战，最终全歼了守军。这次战争让林总意识到，面对10万敌军的大城市攻坚战需要更多的准备和谨慎。
最初，林总计划通过集结30万兵力，以牺牲4万人为代价攻占长春。这座城市在抗战时期曾是“伪满洲国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，日军在这里建立了极为坚固的防御体系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敌人又在日军的基础上对防线进行了加固，这使得长春的防守更为坚固。
尽管长春大部分地形为平原，但“一山四岗五分川”的地貌仍然给防守带来了天然优势。东野在攻打锦州的过程中，尽管拥有强大的炮兵部队，仍然付出了2.4万人的伤亡。因此，若一开始采取强攻的策略，东野的伤亡可能远超预期。
在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后，林总与罗荣桓、刘亚楼等指挥员决定改为围困长春的策略。通过围困，引诱沈阳的卫立煌和廖耀湘增援，从而在运动战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。这一决定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然而，卫立煌却采取了“老鼠不出洞”的策略，30万大军在沈阳周边龟缩不出。面对此种局面，东野被迫采取了围困策略，从5月30日开始，东野下令全面围困长春，6月22日，围城部队进入战斗阵地，开始对长春进行严密封锁。
郑洞国早有预见，曾派出部队试图突破东野的封锁线，但很快在萧劲光和萧华指挥的部队的压迫下，被迫收缩包围圈，导致长春被彻底封锁。长春城内约有40万守军，其中包括郑洞国的10万大军以及大量的军人家属。
为了确保军队的粮草充足，郑洞国不仅采购了300万斤军粮，还强行征购了市民的存粮，以保障军队需求。由于空中补给受到东野的战略封锁，长春的粮食供应几乎中断，价格飞涨，市民的生活困苦，许多百姓被迫流离失所。
在围城期间，郑洞国曾尝试驱赶民众出城，将压力转嫁给东野，但却遭遇了东野部队的强力阻拦。最终，东野通过接受难民的方式化解了郑洞国的阴谋，从9月11日到10月19日，东野共接纳了15万名难民。此举不仅化解了对方的策略，还展现了东野的政治和军事智慧。
长春的围困战不仅揭示了郑洞国的战略失误，也加速了守军内部的分裂。曾泽生的60军由于长期得不到足够资源，最终因不满待遇，发动了起义。这一变故成为了战局的重大转折点。
随着辽沈战役的推进，东野在锦州取得胜利，随后全歼廖耀湘兵团，长春的孤立局面愈发明显。最终，长春的守军也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，郑洞国率残部投降，长春的解放成为了东野战史上的重要一页。
这场长达五个月的围困战，虽然战略上付出了相当的代价，但却为东北战场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，展现了东野在严峻局势下的智慧与坚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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